|
|
|
|
|
追踪先贤胡峄阳系列之八
探微寻奥研理学
刘世洁
儒学，到了北宋，衍生理学。理学以“理”或“天理”为其学说的最高范畴。所谓“濂洛关闽”之学，为理学四大家。“濂”，指居住于道州营道（今湖南道县）的周敦颐，周敦颐筑室于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上，取营道故居濂溪以名之，后人因称濂溪先生。周敦颐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宇宙构成说：“无极而太极”，“太极”一动一静，产生阴阳万物。在《太极图说》一文中，有“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，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。”后来的理学诸家，以周敦颐为宗。“洛”，指居住于河南洛水的程颢和程颐，兄弟二人同学于周敦颐，世称“二程”。程颢提出“天者理也”，“只心便是天，尽之便知性”。程颐之学以穷理为主，认为“天下之物皆能穷，只是一理”。“关”，指讲学于关中的张载，其说为“太虚即气”，“气”充塞于宇宙，由于“气”的聚散变化，形成大千事物，“形聚为物，形溃反原，”物质的气不生不灭。“闽”，指讲学于福建的朱熹。
朱熹，南宋哲学家、教育家，字元晦，号晦庵，别称紫阳。徽州婺源人。博及群书，广注典籍，在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乐律以至自然科学等等方面均有独到建树和贡献。在哲学上则承袭发展了“二程”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，集理学之大成，认为理气相依而不能相离，“天下未有无理之气，亦未有无气之理”，把一理和万理看作“理一分殊”的关系。认为事物无不相反相成，事物“只是一分为二，节节如此，以至于无穷，皆是一生两尔”。强调“天理”与“人欲”的对立，人须弃私欲，存天理。朱熹理学成为后来理学或儒学主流，明清两代成为了儒学正宗。
胡峄阳除对以上理学四家的学说精心研习外，对于理学先达周敦颐及易学象数派代表人物邵雍亦十分推崇，并深研之。
最早见诸文字记载胡峄阳研习理学的是清乾隆《即墨县志》，记载为：胡峄阳“研精《周易》，于濂洛之学别有微契。”之后的史书则于“濂洛”扩至于“对濂洛关闽之学别有微契”。“微契”二字之“契”，刀刻之意，微契，谓以纤细之刃器探向雕饰物的曲折深奥处施以雕刻。引之于研习学问，则谓以精微的思辨探究学问的深厉处，寻得奥妙，浅揭而出。
胡峄阳确是这样一位在理学和易学方面的“微雕”能手，对于理学的精微阐发，通经达变，深奥的学问，经过他的探玄揭奥，无论宏纤，皆明了跃然。《柳溪碎语》一段有句：“做事不本天顺理，虽善行，亦是私意。”理学的“天”与“理”被认为是先天存在，世间万事万物都在“理”的统摄之下，一切皆从于“理”。本天顺理，今或谓之奉行遵守自然规律，是说做事必须顺从自然规律。如果不遵从天与理，即便是从最善良的愿望出发，最终也只能是一己之便。先生举例说：这就如同田间的小路，因为方便偶尔行走未尝不可，但田埂圻垄毕竟不是四通八达的大道，不可能所有人都由此而行。所谓天道、天理，就是指的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。孔子对于什么是正直、正义的观点，孟子对于什么是天下利益和局部利益的论述，都是圣人遵循天道，经过精心分析和推研，去除错误的认识，将谬误加以纠正，然后娓娓道出的正确推断。天之道具有两重意义，一重是宏观的，无限的，放之四海而皆准；一重是有限度的，具体的，只能适用于局部。
《柳溪碎语•观化》一段，对于自然万物的化育生成，以万物之类别、物之形态、物之曲直、物之洪纤、物之方位、物之趋势等等方面，来说明气化万物，万物由气生成的道理。情况万变的物类，相同的依类汇集在一起，不同的按群分散在各处，所谓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井然有序。事物有合有分，分分合合之中，又包含了合合分分。好比一个家庭里的支派，支派之下又有支派，即驳杂繁琐，又森严整肃，不离不散也不杂乱，没有尽限又有条不紊，这也就是圣人所说的太和之道。太和化生一物，必有化生一物的来由和道理。所以，莲花不能在冬天生长，菊花不会在夏天开放，鱼鳖不会生长在山上，雉鸟不会生长在水中，飞鸟不会长出鳞甲，兽类不会长出羽毛，没有雌雄交配的蛋卵不会孵出禽鸟，没有仁的果核不能生出株苗。以此推至于邦国的治理，帝王建立起施政的法则，筹划治理，君行臣效，仁德的举动得以伸张，正义的事情得到扶持，以诚实的心怀去治理国家，这也就是体会到并贯彻实行了太和之道。
先生从一个根本之道所生发出的千万种不同的现象，以及在千姿百态的物象背后所隐藏的根本之道，看的明明白白，透透彻彻，确是懂得大道理的儒者。
以理学用之于社会统治或者说诲人化世，为历代帝王所依重。理学最讲秩序，“三纲”“五常”大行其道，成为为人处世的规范。居于乡间的峄阳先生，胸怀邦国而外，又身体力行于乡邦教化，对于一个乡村和一个家庭亦无点滴疏漏，曾作《竹庐家聒》《女闲》来劝勉子弟。女闲之“闲”字，门中有木，门闩也，设防之意。《女闲》首篇为《辨非》，要求妇女：“量要大，心要小。处女伴，休奸狡。作女工，休潦草。休多言，休轻笑。休窥户，休戏闹。要沉重，休轻佻。逢男子，当回避。目不接，语不交。门外事，总不晓。在女子，是正道。”峄阳先生承奉宋儒教化之坚牢，由此可见一斑。现今闹市中与小伙搂腰塔背的女子如果生活在峄阳先生的年代，不知要挨千次万次的挞伐才可告免，弄不好，葬身之地也无。峄阳先生生活的满洲贵族初入中原时代，清廷不得不对满汉文化的尖锐对立重新审视，不期然与知识界倡礼之风相契合，“三礼”之学兴起，以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为研究对象，主张“以礼代理”“礼学即理学”。《女闲》亦应为其时的奉“礼”之作。
理学家们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的主张，峄阳先生在《女闲•知恒》中亦袭之：“要识大义，莫嫌夫家贫，善哉！方正学题朱买臣之妻之墓，诗曰：青草池边土一丘，千年埋骨不埋羞。叮咛嘱咐人间妇，自古糟糠合到头。”方正学即方孝孺，明洪武时人，效忠于建文帝，朱棣起兵入南京，命方孝孺草即位诏，不从，被杀。方孝孺所题朱买臣妻墓之诗，缘自汉代朱买臣。朱买臣初家贫，其妻离去，后朱买臣为太守，其妻复来相认，朱买臣命其妻泼水于地，言能收覆水，方可重合。理学家的理论和主张一旦运用于社会统治，尤其是用之于对妇女的统治，被统治者也就失去了尊严，剩下的只有小绵羊似的任由摆布，伴随着羞辱。
拉拉杂杂的说来说去，似乎离题甚远。窃思之，也只是摭取乡间前贤行状的点滴以助谈资。实按之，理学，亦称“道”学，主要特征是一改汉儒治经侧重名物训诂，而转入阐发义理、兼谈性命之学。理学实际的创始人是周敦颐、邵雍、张载、二程兄弟，至朱熹集大成，建立起完备的理论体系。到明代，王守仁的“心学”渐代理学，主“明本心”、“致良知”。哲学上的学问委实高深，非笔者所能言得。而峄阳先生在理学方面的造诣，主要是就宋儒的理论细而化之，深掘而浅揭。当然，峄阳先生不管是对理学还是对易学，均有独到的阐发，这会在日后的叙事中另作介绍。
|
|
|
|
|
|
 |